新自由主義 救不了台灣
摘自:天雜誌第526期╱文:彭明輝

台灣經濟學界,有嚴重「偏食症」,一面倒向自由放任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已入主內閣多年,為何台灣經濟還是了無起色?
學生時代我跟很多人一樣,是從報紙的社論,吸收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評論。從小在戒嚴體制的「理所當然」下長大,我們也從不疑有他。一九八一年,蔣碩傑與王作 榮兩位 先生,關於貨幣政策與利率自由化的論戰,驚醒了許多經濟學界的學子,開啟他們對經濟學自由主義思想的渴慕,也讓我這種門外漢模模糊糊地把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,當作新的「想當然耳」。
等我在一九八七年到達英國時,所遭遇到的文化震撼,是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的。我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有很多種,連共產主義也有很多種(而不是只有國內媒體宣傳的那一種);我第一次知道,英國有很多知識份子用很負面的方式,評價 柴契爾 夫人,而我出國前,她卻備受台灣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讚譽。
在國內,我很習慣把「西方」、「先進國家」或「歐美」當作同義辭,後來卻發現英國、美國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國和德國人的許多特質,都迥異於彼此,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以被稱為「歐美」的文化體。不過,最讓我震撼的是一九八九年的一場電視辯論,主題是「奇蹟或幻覺」(miracle or mirage), 內容是討論 柴契爾 夫人執政十年的政績。我第一次發現:在英國這麼先進而開放的社會裡,經濟學界對經濟政策的評論,與對經濟現象的理解,竟然可以南轅北轍,而且參與這一場辯 論的,都是兩大政黨各自推薦的全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。我沒有能力從言簡意賅的辯論,了解他們論述的精髓,但很清楚地體認到: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複雜而多面相,不是單一的學派所能有效掌握其完整梗概的。
台灣經濟學 極端一元化
回到台灣,我更感驚訝的是:解嚴後的台灣,好像比較自由了。其實,經濟政策的評論卻極端一元化──而且跟我所了解的台灣社會,似乎脫節得很厲害。一九九○年代,台商開始大幅西進,經濟評論幾乎是一面倒地贊成,讓弱勢產業被淘汰或出走,因為這樣會「強化台灣產業的體質」。
而 我心裡納悶的是:台灣平均耕地面積小,農戶所得一向仰賴農業以外收入,來補貼家戶所得;一旦傳統產業出走,農村的副業要如何遞補?還是要任由農村「自然 地」凋蔽?接著,工廠惡性倒閉之風興起,失業率開始從二%往五%攀爬,許多工人頓失生計倚靠。李登輝在一九九六年不得已正式提出「戒急用忍」,而遭致自由 主義經濟學者大肆抨擊。
看著無依無靠、甚至燒炭自殺的工人,我還是很納悶:只靠放任式的經濟政策,真的就足以讓市場自然地發揮競爭力,並且讓產業自動地升級嗎?而在這個失業救濟微薄到幾近於無的台灣,放任式的經濟是要搭配夠強的再就業輔導與失業救濟,還是任由市場「自我調節」?
自由市場 能自我調節?
走 進產業界,我看到的是:可以跟行政院長開會的大企業,日子舒服到鮮少有人在意技術升級;沒機會跟行政院長開會的中小企業呢?要資金沒資金(都拿去炒股票、 炒地皮了),要人才沒人才(都到大企業去或出走了),要國際市場資訊沒市場資訊(人手有限,分工不足,沒能力自己獲取國外的市場資訊,也沒有日本的商業情 報社,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),要升級不知道去何處取得技術(國外專利授權費貴到付不起,大學都在忙著寫跟台灣產業無關的英文論文,自己又沒有能力搜尋、 閱讀、活用國外既有的技術文獻)。
有資源的不想升級,這是政府失能的結果;但是想升級的沒有資源,這絕對不是一句抽象的「政府失能」就足以描述的── 台灣的企業結構不像美國或英國那麼成熟,而外部的激烈競爭更不給他們足夠的調節時間,沒有政府正確的扶助,我很難想像它們可以靠自己贏弱的體質站起來。給 他們利息或租稅補貼,或許會癱瘓他們的鬥志,並進一步扭曲資源。但給他們市場資訊與技術供給面的資訊,改革大專院校的升等與國科會獎勵制度(以便讓大專院 校可以自由地跟業界合作),在保持競爭和汰弱擇優的市場機制下,補強他們無力自行克服的弱點,這難道不比放任他們自生自滅好?
跟我在英國的觀察比起來,台灣的經濟評論有很嚴重的偏食症:主張自由貿易以及放任弱勢產業倒閉的人很多,卻很少有人深入探討如何剷除產業升級的障礙或強化市場的不足,更罕有人在意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的負所得稅制與必要的失業救濟(不只是錢,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再就業訓練)。
經濟評論需要多元性
在過去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裡,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台灣的弱勢產業一一倒地,卻看不到台灣產業的升級。許 多經濟評論指責政府失能,但是不管換了多少內閣,都還是救不起台灣的經濟。假如問題真的完全只在於政府失能,偏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已經入主內閣這麼多 年,為何還是了無成效?經濟政策如果沒有貼近台灣社會現實,或者完整的配套,那就跟「錯誤」的經濟政策一樣糟,甚至更糟。
若任何經濟學的單一學派,都不足以掌握經濟與社會現象的全部,多元的經濟評論與思想,會遠比「正確」而一元化的經濟學思想,更有助於提醒我們如何去彌補被忽略掉的社會族群、階層或職能。如果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持續近二十年的悶經濟,至少我們可以打開胸襟,去傾聽國外經濟學界多元的聲音,以及國內中小企業的心聲。國內的經濟思想與經濟評論必須更多元,更貼近這塊土地,我們才有機會知道究竟是哪裡出了錯,以及如何走出噩夢。